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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帶著鐐銬跳舞的人

　　今日讀書無心情，干脆偷閑半日不去自習。打開電視，正在播出《實話實說》，主持人崔永元是我所喜歡的。2001年12月31日晚十點，滿臉壞笑的崔永元掏出一把梳子，悠然坐在《實話實說》寬敞的演播廳中，開始對一年的新聞實事進行梳理和回顧。平民風格的主持讓無數觀眾喜歡上這個長相有點對不起觀眾，卻讓很多美女帥哥類型的同行們汗顏的主持人，民間立場、厚重內涵和輕松的場面最終戰勝了光鮮外表。小崔以“溫暖”、“栽了”等關鍵詞安排這期節目的版塊主題。孩子的天真總是可愛的，河北的小朋友說一年中最溫暖的事情是收到壓歲錢的時候，上海的小男孩兒則認為夏天來空調的時候最溫暖……觀眾在憂慮商業社會對孩子的同化的同時，又對他們的童言無忌感到欣慰。沒有空洞冠冕的理想和虛假做作的贊美，在老百姓心聲的流露中，迥異于眾多媒體的所謂年度大事的隆重評選。

　　放棄余杰們以自由的名義評點江山、頤指氣使的精英立場，回歸到王小波們源于理性學養與現實疼痛的平民關懷，是我們這個時代所缺乏和渴求的。而將余杰冠上“王小波第二”、“大陸的李敖”諸種桂冠，最終暴露了書商炒作表演的拙劣和作者青春叛逆的淺薄。

　　《實話實說》在神州大地的風行，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商品社會轉型時期人們對于浮躁和虛偽的排斥和對真性情的渴望，但要做到真正的實話實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來自內心與外界的種種阻力無法讓生活中社會中的任何一個人徹底打開心扉。所以，小崔在企圖實現一種有限度突破囹圄的真實中，難以把握分寸，因而為避免過火場面的出現，節目逐漸趨于一種保守的態勢。

　　《實話實說》的新年特別節目因我過高的預期而讓我有些失望，這幾乎是過于期待任何事情的必然結局。王小丫與崔永元的“開心辭典”現場版終因作秀的痕跡過于明顯而無法博得觀眾認可的掌聲，至于崔永元對自己冠以“中國最有科學素養的主持人”的稱號，終歸成為一場有些滑稽的舞臺鬧劇的句點。

　　崔永元請來了《北京晚報》的一名記者，就是他，從多哈順手拿回來了那個敲定中國入世的木槌。這個富于歷史意義和收藏價值的木槌被歷史博物館收藏了，但更多記者從不同場合“順”回的東西卻放到了自己家中。有償新聞從來就有，而以今天為甚。我也曾經做了一段時間的兼職記者，當我第一次參加一個網站的新聞發布會，接到那個裝有人民幣的信封時有些不知所措、面紅耳赤，在沒有見到任何一個記者拒絕收下的情況下，我戰戰兢兢地放入口袋。接下來，該網站開始傳呼電話不斷地催促我發稿，要求一周之內必須見報，看來銀子不是白拿的。我不是編輯，當我千方百計地發了稿子并寄給網站，生活才又回歸平靜。此后有報社要求我參加新聞發布會，我再一次收到酬勞。但不懂行規的我，沒有與主管編輯分享福利，于是，介于被辭退與被重用尷尬夾縫中的我，只好走為上策。也許每一個記者最初都會有和我一樣偷偷摸摸的心態，但面對誘惑，誰能克制住源自本能的貪婪雙手？經歷了最初的驚恐之后，內心是否能夠回復坦然？

　　（二）舊夢重溫的殘忍

　　和崔永元戴著鐐銬舞蹈的《實話實說》相比，李敖的桀驁不馴與特立獨行無人匹敵?！逗{兩岸》播出了與李敖并非現實面對面的訪談錄，畫面通過衛星傳播。如果主持人的水準不高還可以原諒的話，那么，觀眾席中來自中學只知道臺灣有許如蕓和齊秦的孩子們，如何能夠懂得他們面對的這個身陷囹圄數載、著作無數的李敖是怎樣的不平凡？現場不合時宜的掌聲、笑聲和面對精彩言論的沉默，恰恰說明這一點。

　　李敖對于他的朋友到數十年以前的小河邊去約會如今已是丑陋老太婆的當年女友所面臨的尷尬，報以活該二字，李敖認為舊夢重溫本就是一種殘忍，心中留有一份美好的回憶就夠了。北京已經沒有舊日皇城的風范，高樓林立如每一個城市，所以，李敖一直沒有回過北京也不打算回來。北京四中是李敖的母校，有兩個六十多歲的校友也來到了現場，回憶中學時李敖的獨占鰲頭。在屏幕那邊傾聽的李敖喝水潤喉，接著摘下眼鏡擦眼睛。這個舉動并非是因為感動卻好像顯得不耐煩，或者是因為年老眼睛分泌物增多，抑或是如《棋王》中王一生一口水下肚眼里有了淚花。在某晚報上卻被渲染為：見到老校友，李敖激動得熱淚盈眶。我終于知道媒體是如何歪曲事實的了。

　　接下來，編導又做了一件“殘忍”的事情，電視臺為李敖先生制作了一部關于北京四中現狀的短片，厭惡舊夢重溫的李敖終于失去了殘留在回憶中對于往事的距離美。如今高樓密布、綠草茵茵的北京四中只留下了那古老的校門和校長室，其余一切都已物是人非。我沒有在鏡頭中看到李敖那一刻是否閉上了眼睛。

　　在虛偽橫行的年代，敢說真話成為一種罕見的品質。樸樹與李敖本無法相比，他們不在一個平臺上也不是一個重量級。但在娛樂圈這個假話最多的地方，樸樹是一個例外。

　　樸樹的真實足以讓眾多星光燦爛的明星們汗顏，在電臺宣傳節目中，樸樹的不合作令許多沒有經驗的主持人不知所措，畢竟“不知道”作為提問的回應多少讓氣氛有些尷尬，但這又是樸樹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樸樹在這時候所表現出來的木訥，常常令我竊喜。歌星為在歌曲排行榜中取得好的名次，讓電臺的DJ們成了大爺、洋洋自得。做夢都想成名成星和已經小有名氣的歌手們在節目中極力配合，服服帖帖。歌手冠冕堂皇的言語往往無法掩飾其空虛的內心世界，但依然強裝出淵博健談的樣子，而樸樹則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與其說是他思維滯后，我寧愿認為這是一種不妥協立場的堅持，我不知道這是否與他在獨立自由的北大度過童年時光有關。參加電臺的宣傳節目對于樸樹來說無非是一種謀生的手段。主持人問他近期的打算，樸樹說賺錢，有錢之后就不必為了生計而被迫做一些事情，現在寫歌也是被迫的，為了生存，不久前，到云南的游歷因為沒錢而中斷了。他沒有矯揉造作地說“我要作出好的音樂答謝歌迷的厚愛”之類的官話，將個人內心的自私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超出了主持人最初的預想。接著問旅游之后的感想，樸樹答：對生命更加絕望！仿佛一個在麥田守望的孩子，在懸崖邊冥想，矛盾地生活在喧鬧的現實和絕望的夢想之間，努力拋棄世俗，卻無意中揪出了存在于每個人心中的絕望感、深淵感和孤獨感。無法真實表達內心的人們在樸樹身上看到了摘下虛偽面具后的自己，人們因為這種頹廢墮落的真實而更加喜歡樸樹和他的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