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從中及西，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在社會導向上都存在“活學活用，急用先學”的“短視”傾向。周教授所推崇的“為科學而科學與為藝術而藝術”，并不完全是中國沒有產生近代科學的原因，更不是西方科技領先的妙方。

　　天才之所以天才，大師之所以大師，是因為有其特殊的過人之處；我們不能奢望每個人都成為天才和大師，因為社會的分工不允許。一個人人都是愛因斯坦或人人都自認為是愛因斯坦的國家，不僅達不到科技領先全球的預期目標，甚至連正常的社會發展都會成為大問題。從社會運行的效率來看，“活學活用，急用先學”的“短見”可能比“為科學而科學與為藝術而藝術”的“高見”更為高效。雖然我們鼓勵人人都有創造性并不斷產生靈感，但創造性人才畢竟是少數，社會更多需要的是運用大師靈感和發明的人才。

　　這么說并不是要否認“大師”在社會發展中舉足輕重的作用，而是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們難以培養出“大師”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難道是由于社會輿論導向的傾斜使得人們的逐利性凸顯，基礎科學難以吸引優秀人才？是由于研究生收費使得本來愿意坐冷板凳的優秀學子放棄自己的學術志趣？答案無疑是否定的。即使是在科技最發達、經濟總量最高的美國，全社會追逐的目標永遠是利益，這種與生俱來的逐利性或許正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君不見，法學院、商學院、政府管理學院永遠都是最大的熱門，真正到美國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大部分反倒是外籍人士———然而，這個如此“世俗”、“追求熱門”的美國，卻誕生了世界上最多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一個“逐利性”如此強烈的社會依然“大師”不絕、“大家”不斷呢？或許這可以成為我們借鑒的經驗。

　　“大師”與“大家”都有著不同于尋常人的智識，但使其有所成就的，是人生發展和學術研究的環境尤其是制度環境。試想，接受了十多年填鴨式的“應試教育”，大學期間英語考級比專業學習更重要，讀研期間給導師老板“打工”的時間比呆在圖書館的時間長得多———這樣一條路子培養出來的人才，即使是天生的愛因斯坦，也會“泯然眾人矣”！如果說“大師”的后天養成比先天智力更為重要，那么學術界無休止的內耗、屢禁不止的學術腐敗、僵化單一的科研評價機制、為人詬病的學術近親繁殖，也會窒息一個優秀學術苗子的成長空間。

　　普林斯頓并沒有因為瘋癲的納什幾十年沒發表過一篇論文和主持過一項科研成果而解聘其教職，當下的中國學術界擁有這樣的寬容嗎？———我們欠缺的是實實在在的制度環境！一種讓天才可以充分發揮想像力與創造力，讓普通人可以通過后天努力成為天才的制度環境。在沒有這種制度環境的時候，把責任都推給社會輿論對熱門專業的推崇和導向，推給“研究生收費”這一不可逆轉的市場化趨勢，無疑是不合時宜的，更無益于學術環境的凈化和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