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江南小才子的種種“小算盤”。另一方面，我有一種大的眼光，我特自豪

我們的教育應該培養什么？應該培養幸福的個人，能夠幸福謀生的人

9月7日，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作為創業元老之一，徐小平表示：“新東方上市意味著我們13年的艱苦奮斗得到了包括美國在內的整個社會的認可，同時也意味著我們將可以在世界舞臺上關注國際教育產業的發展前沿，這有利于我們引進更多的、更新的教育內容為中國學生服務。”

徐小平不是新東方的老大，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二三號的人物”，負責“想大事”的。他急于表達，語速極快，興奮的時候，口中會冒出大量外語單詞和江浙口音的國罵。他從來不怕出風頭，人來瘋的演講家氣質為他在大學生中贏得了明星地位，而他的博客“郵箱里的燈光”，也成了校園熱門博客。

他說自己是憑著“江南小才子的種種‘小算盤’以及國際化的大眼光”才走到了今天這一步。他最新的預測是在接下來的3年內，本科生留學將成為潮流。

我的才華只能在中國販賣

1979年，江蘇泰州文工團小提琴手徐小平考上了中央音樂學院音樂理論系。23歲的他來到北京。到音樂學院的第一天，讀到《北京文學》上劉心武的文章《我愛每片綠葉》，“這篇爛小說比音樂學院里咿咿呀呀的琴聲更讓我感動。文學能打動我，音樂卻不能。”迄今為止，科班出身的徐小平也很少聽音樂。

畢業后，徐小平面臨幾個選擇：搞學術；到文化部群眾文化司當干部；到音樂出版社搞音像出版。為了對得起自己的社會理想，他去了北大，當團委文化部長，一干就是5年，最終卻發現自己“并不適合從政的那種操作”。

和今天拜倒在他師門下的千千萬萬咨詢者一樣，當時的徐小平在留下和出國的天平上搖擺不定。“如果我在中國搞唱片出版，一年可以掙幾十萬。”但當時中國不開放，他覺得就算是賺幾十萬，心里也一點歡樂都沒有。于是1987年，在一年掙30萬和出國之間，他選擇了出國。

現在的徐小平主張年輕人在進行人生選擇的時候，不要考慮戶口等因素。他講了一個20多年前的例子。1983年，他的新婚妻子從老家到北京探親，想請病假多呆幾天，領導不批準。于是徐小平向領導吐出“辭職”兩個字。他認為妻子是拉小提琴的，教教琴也能活。這番較量沒讓徐小平夫婦餓死，倒是校長當時就被嚇哭了。“1983年的時候，他很難想象我們竟然敢辭職！”

人物周刊：很多人到現在也無法做出拋棄戶口的決定。你那個時候離開系統，走到體制外，你的安全感來自哪里？

徐小平：中國社會的大方向，就是由體制內轉向體制外。人家問我有沒有北京戶口，我說我有戶口，在周口店山頂洞3號坑！

是，是有限制。但政府在一步一步腐蝕這么一個銅墻鐵壁。

人物周刊：但是中間有一個陣痛的時間，也許代價很大。

徐小平：你看俞敏洪，他當時要離開北大。他媽說，你要離開北大我就上吊。好，最后他媽沒上吊。我太太辭職了，現在過得比同齡人年輕20歲，為什么？

我的偉大之處，最自豪的地方，就在于從小養成了小鎮的小官僚小公子的習性。為什么不是大公子呢？大公子有權利揮霍，小公子沒有，也沒有資源可供利用，所以我還不得不相當謹慎、相當世俗。在某種意義上，我有那種江南小才子的種種“小算盤”。另一方面，我有一種大的眼光，我特自豪。

1987年最后一天，徐小平來到美國俄亥俄州。到達的第一天，他就想回國，“其實我從事的文化活動，除了中國沒有地方可以施展，我這個才華只能在中國販賣。所以我當時一到美國就有前途渺茫后路已斷的感覺。”

中國人缺乏職業意識、缺乏學習目的

1993年，徐小平別妻拋子回國創業，結果還沒開始就結束了。問題出在合作伙伴身上。“他跟我說有幾千萬資產，結果全是負資產！”

慘敗而歸的徐小平回到加拿大。“回去后人家問我想干什么，我說還想回中國。很多留學生，包括現在的留學生，都是想回國撈一筆，然后出國花錢。我說要么不回去，要回去就要扎根在中國。這不是從愛國的角度講，是從生意的角度。你不可能三年五年就發大財。就算發了，你也還想再發吧？中國機會是無限的。”

1996年，40歲的徐小平再次從加拿大回國。當時他的兩個孩子已經出生，事業卻一籌莫展。這個時候，他遇到了一生的轉折點。他來到新東方。他的英文能力、演講素質以及對出國留學形勢的了解，在當時的出國熱潮中派上了大用場。

人物周刊：為什么現在有這么多海待(海歸待業)？

徐小平：海待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留學規劃不清楚。這個問題相當嚴重，而且類似的問題還出現在本地的本科等階段。

這些問題說明中國人缺乏職業意識、缺乏學習目的。我們的教育應該培養什么？應該培養幸福的個人，能夠幸福謀生的人。但是現在不講這個。

人物周刊：但是學生選專業也面臨著計劃不如變化快。

徐小平：中國人的人生規劃，核心就是社會方向。社會方向是什么？三個方向：一，國際化；二，市場化；三，人性化。用我的解釋，就是每個人都追求幸福。想一想，如果你留學，你老公就玩完，因為婚姻是文化的產物嘛。那你怎么辦？我認為愛情是熊掌，留學只是一個雞肋，推遲它并不代表永遠不能留學。

不久前，徐小平在自己的博客上發表新文章《繞過高考的馬其諾防線》，預言在未來3年內，將出現本科留學的大潮流。這些本科生并不需要參加中國的高考，“今年僅僅因為國家允許香港的大學來調高考學生的檔，國內就掀起了‘香港搶奪生源’的哀號，但哈佛、耶魯更絕，根本不用你參加高考就可以申請。”

但是，他姐姐的兩個孩子今年申請出國讀本科，甚至為此放棄了高考，結果都被拒了。徐小平認為這個事件說明中國人走向世界的路途依然漫長。

人物周刊：你一再反對盲目出國，出國讀本科會不會也存在盲目性？

徐小平：只要你選對學校，那么基本不會錯。本科更多的是一種基礎教育。你接受了西方的基礎教育是不會錯的。你學4年計算機，學4年會計，能找不到工作嗎？

現在中國人對世界的了解還不夠透徹，所以比較迷茫。以我為例，去年我想讓14歲的兒子去美國讀9年級(初二)，但沒有成功。今年我找到一個美國的中學寄宿學校專家，用5000美金請他幫我兒子找一個好的中學。美國東部有無數中學，他能告訴我在100所學校里哪一所最好。這是他提供的全部服務。

其實這對于我來說是個丑聞。我是全中國最好的留學咨詢專家，竟然找中介幫我的孩子辦留學。這說明了什么？說明了專業咨詢的價值。

北大、清華從來都不是一流

高調和活躍，為徐小平帶來聲譽，也讓他在人際關系中付出代價，甚至一度離開新東方董事會。“離開后，我還是有些深刻反思。不叫低調，我不喜歡這個詞。但是人要怎么樣呢？要considerate，要周到。做人啊，是一個永遠的過程。”

去年，徐小平曾經和陳丹青在鳳凰衛視的節目中見過面。陳丹青明顯對新東方沒有認識，徐小平說這是陳丹青的失誤，因為他的每一個研究生，都必須到新東方來學英語，才能考進他的班。而他自己在陳丹青怒辭清華時沒有站出來發表意見，是自己的失誤。

“陳丹青猛烈攻擊招研制度，他犯了一個錯誤，就是馬其諾情結。他罵中國的研究生教育，說藝術家是不能夠通過考政治和考英語來培養的。我的觀點是藝術家就不應該考研究生！所以說陳丹青攻擊的是馬其諾防線，前提條件是‘藝術家是要考研究生的，但不要考政治和英語’。其實你繞個幾十公里不就繞過去了嗎？非得和他打？他是和風車作戰的堂吉訶德，值得尊敬，但不可仿效。”

在丘成桐和北大的論戰中，徐小平力挺哈佛教授，但他認為邱的做法“太美國人”了。他認為對北大的幫助，除了直接攻擊外，還有其他辦法。至于新東方的存在，則是中國教育失敗的產物，“我為什么要來上口語班？因為我們十年寒窗，仍然不會開口說英語；因為我們十年寒窗，也沒有得到過真正的精神激勵和做人的道理。到了新東方才知道，啊，原來學習以后是要工作的，原來留學不能是盲目的。這些都應該是在學校里完成的東西。”

人物周刊：你視北大為精神家園，你覺得它是一流的嗎？

徐小平：北大、清華從來都不是一流，他們的起源就是向西方學習的成果。作為世界級大學，基本標準都在，比如學科設置和論文發表的數量等等。但北大、清華至今沒有在整體上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來，沒有培養出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如果一定要上溯到西南聯大的話，那是一種無恥，是一種“無恥近乎勇”的無恥。

中國需要更多丘成桐這樣的人，有國際聲望，負責任，就是所謂的輿論領袖，多對我們的教育制度進行一些批判，然后進一步深化中國的改革。